《大学》之道之四:六义铸情怀

发布于 2021-12-01 19:14 ,所属分类:中小学语文学习资料


香 氣 中 的 生 活 美 學


图中为退躬老师


接上期

四.六义铸情怀

上文谈了《大学》本意,下面把《大学》六个引申义进行介绍。由于《大学》是中华文明的殿堂之学,它凝聚了中华文明历朝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智慧与崇高精神,因此,在《大学》里面,它包含了中国历史的文化精神,我们从这些精神中提出六个特点以供体会。这六个特点是:圣人之志,天下之怀,万物之学,百世之鉴,忠恕之道,诚意之功。

1.百代权衡大是非

宋明理学的几个流派,因时间关系没讲完,下午简单做一补充。自周敦颐教出程颢、程颐两兄弟,又由程颢传出陆九渊和王阳明,这样一个流派称为心学。由程颐传出朱熹,乃至后代官学中一系列流派,称为理学。再有张载流出至明末像王夫之等人的一支称气学。因此,中国文化到了宋明理学体系中,就已经把儒家、道家、佛家三家的精神进行了一份融合整理,形成了宋明理学的体系。而宋明理学体系中又流出了理学、心学、气学这三派,因此影响了中国近八百多年的思想、学术与文化。在这里还得重提的是,宋明理学以儒家文化为血肉,以道家文化为骨骼,以佛家禅文化为灵魂,三家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并流出了理学、心学和气学三个派别。特别是气学,早在南宋就有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所汇合成的浙东学派,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到了明清之际,流出了以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唯实经世、致用求是的反理学的这样一个新流派。这个流派早年可以推到张载头上,中晚年可以推到王夫之、唐甄、颜元、李塨、戴震、章学诚,最后到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等人头上,是一个中和了各派,既把气学,又把心学,又把理学这三方面都做了大综合的学问形态。在这个综合前的明清两代,有许多理学内部的争论,这些争论有唯物唯心之间的争论,有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之间的争论,这里面特别提出的一个人叫王夫之。王夫之这个人,他是研究“全体之学”的大师,中国的宇宙理论以及自然和人类社会以及历史政治这三个领域中的一份高度结合,高度融汇,到了最高境界就是王夫之。王夫之把《易经》特别是周易这个方面,那是解得特别独到。他把张载《正蒙》的宇宙气学理论做了一个大概评价,有极高的推崇,著有《张子正蒙注》,是研究张载的代表作。他有一副对联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千古艰难小生死,百代权衡大是非。”这幅对联影响了几百年的仁人志士,特别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很多人以这幅对联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座右铭。千古艰难小生死,千古以来人生短暂、渺小,无数的生生死死,在王夫之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句话,义大于利,为义而捐躯。所以后代的谭嗣同就继承了这个精神,为义而捐躯。千古以来生死是小事,那什么才是大事呢?“是”和“非”才是大事。这个是非不是一时一事之是非,乃百代之是非,万世之是非。这个是非是从一个事物的标准到一个理论学派的是非标准,乃至到一代人一代价值观,一代社会制度的是非标准,最后通向百代百世万古的是非。所以王夫之的这幅对联就成了治学、修行、通道的座右铭。千古艰难小生死,百代权衡大是非,这幅对联在哲学上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要一个人在格物、致知方面要学透,要格物不是格一物,而是格物物,乃至于全物,就是从一个物体到整个物质世界都属于你格的对象。一句话,你要把宇宙的秘密、宇宙的全部规律和它的究竟本质弄清楚,这才称为格物。因为在事相这个领域中,最推崇境界的就是王夫之。所以王夫之提出百代权衡大是非,这个是非就是要把宇宙观、世界观所形成的东西同天道与人道相应。你的人道如果不合天道,那你跟这宇宙的进化或演化或造化或变化的道路就不相应。所以他提出,人类文明的道路跟宇宙演化的道路要相通,相应,这才叫大是非。所以“千古艰难小生死,百代权衡大是非”主要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他继承了张载的宇宙气化理论。张载认为,整个宇宙间无非就是气而已,气就是宇宙的本体。宇宙变化是气分阴阳,通过阴阳变化造成了万事万物变化。古今未来一切无穷无尽的变化,它不外乎就是阴阳的对峙,阴阳的互待、互根、互用、互动,以致互成,最后成为互变。所以他在《正蒙》中提出的宇宙观,解决了古代自然科学中神造宇宙,解决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各种神学神权理论中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这一份定论。所以中华大地为什么没有文艺复兴?为什么没有反神权的运动?那就是中国没有一个支配宇宙、创造世界的上帝,原因是中国的易学早在张载手上就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份彻底的、无主宰的宇宙本质。中国人是不讲上帝,不讲造物主的。为什么不讲?就因为《易经》的这份境界已经在张载手上形成了一个宇宙的模式。当然张载跟周敦颐是好朋友,周敦颐跟邵雍、陈抟也是很好的朋友。陈抟要早一点,但陈抟几十年以后就出了周敦颐,出了邵雍、张载。邵雍有一部《皇极经世》,以“先天图”的方式提出人类社会历史退化论,认为“皇、帝、王、霸”四个时期每况愈下,人性和人间由盛而衰。这是按照易学理论的历史演化而专讲的一份大结构,也就是说人间历史他讲得很透彻。因为张载、周敦颐、邵雍他们长期在一起论道,论易,把《易经》研究得非常熟悉。可以说两汉研究易学,主要是研究礼仪经据、典制沿革、名物训诂,当然也旁涉人天之辨、大化迁流这些内容,但是到了易理的微言大义、心性妙变、生命宇宙大观的角度,则是在北宋初年才完成。北宋通过陈抟的一份草图,在周敦颐等人手上形成了宇宙观,在张载的气化理论里这些图像完整的形成了一个宇宙学说,到明末又由王夫之把它彻底演化成一种人类文明的系统历史观和宇宙观。王夫之是中国思想界最成熟的一个集大成的宇宙哲学家,他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2.百姓日用即是道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人叫王艮。王艮提出什么呢?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由于从张载到王夫之这一派叫气学派,他们谈的这个宇宙观太大了,包括帝王将相都感觉这境界太大,学问太大,到了士大夫、官僚阶层,下沿至老百姓,很多人就更难学这种宏大的宇宙观。自汉儒到宋儒的一千多年间,孔孟精神一直以“圣王之道”高居百姓之上。汉儒尊经,定儒以官学地位,隋唐同尊而沿及两宋,宋儒尊德性而升为天理,成为理学殿堂,民间大众只能仰视服从,更无半点主动争取,成为自己生命根本与生活内容的地位与条件。那这道怎么办?有一个叫王艮的人,他就提出道不仅仅是宇宙的境界和达官贵人的领域,而且道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当代人说平常心就是道,道在日常生活中,百姓日用就是道,这就与王艮的提倡有关。王艮的提倡有没有根据呢?有,在《易经》里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这出自《易经﹒系辞传》第五章原文,是孔子的原话,在孔子时代就说了,道不仅仅产生宇宙天地万物这些宏大的东西,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是道,只是百姓常人不去发现它,不去体会它。但不管你发不发现,体不体会,认不认识,道都是存在的。就像《中庸》说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道是不可离开的,老百姓虽然不知这道是什么,但却都没有脱离道啊!

王艮是什么人呢?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生于明朝中晚期,穷苦出生,因江苏、安徽淮河一带人爱做盐生意,他挑盐巴出生,后来慢慢的发了,在盐帮生意中成了大头,所以就广置产业,最后用发了的财富建立学院,建立书房,他的天下书房以及建立的学派,全是他用盐生意的钱来资助的,成办了天下很大的私学局面,影响了一代人。他当时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是天下的标杆,王阳明有“破两贼”之说:一破山中贼,二破心中贼。王阳明当过兵部尚书,镇压过国内的一些农民起义,为朝廷安邦定国做了些事,同时又继承了程朱以来的理学余脉,而单独把程颢形成的“理即心,心即理”作为治学方向,所以他提出了心学这一观点。他跟南宋陆九渊一起形成心学的流派后,收了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就叫王艮。王艮在王阳明那里学到心学精髓后,又不完全同意王阳明的观点,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只说到了事物一面,还有一面就是“既然宇宙就是吾心,那么宇宙万事万物我们就该去探究。”所以王艮提出老百姓的所有生活,包括喜怒哀乐、婚丧娶嫁、言行举止,处处都充满了道。要学好《大学》这一份正心诚意,该到哪里学?正心诚意不仅仅帝王将相要学,老百姓照样可以学,我们老百姓学到还更有用处。因此就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打柴,挑水,拉车,做生意,治理家务,处处都可以在里面体会道。这个道,这份正心诚意,就是老百姓的本分。他认为只要一人心正,人人就可心正;天下都心正,国家就可以正大光明,兴旺发达。当时明朝有些官员看到他影响很大,在民间确有很好的号召力,又尽是为国家维持稳定的,所以就请他出来做官,他就跟当时的朝廷使者说:“我在底下帮助你们教化民生,给民间办各种各样的教育,这一份功能本身就做了官老爷做不了的事,所以我还是在民间搞教育,请你们放心,我会帮你们安邦定国。”所以他终身不愿做官,但是他创造了一份新的境界,这份新境界就是把道从大人、先生、知识分子这个领域转到老百姓的领域,让老百姓也有文化,让老百姓也有道义觉悟。所以王艮这个人是值得提出来的。这样一来啊,政治教化与德治天下的产生,就出现了新局面。因为老百姓是不跟你讲那么多空道理的,老百姓是油盐柴米酱醋茶、喜怒哀乐婚丧嫁,处处都实实在在,要悟道,可以,但是道不能脱离我个人的油盐柴米酱醋茶,这样就使其中国文化、东方智慧有了很深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基础。所以王艮值得纪念。“百姓日用即是道”,这跟禅是一个道理,与生活禅的口号一模一样。这样就把儒家的官学文化办成了中国的民间文化。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中国会有这么深厚的基础,跟王艮的提倡有很重要的关系。

3.圣人之志

很多人都有一种误区,说我们都是常人,哪个能成为圣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学《大学》就学圣人,我们常人能当圣人吗?这就是千古的误区。所谓圣人,这个圣字,乃人之至善,做人做到完美程度就称为圣。因此圣是不脱离人的,圣还是人间烟火中的一份存在。有些人把圣人跟常人脱离开来讲是错的,圣人是人之极致,圣人是人之完美。所以在人方面冯友兰先生有个说法,另外华严五祖宗密大师(四川西充人)也有个说法,他们分别在《原人论》里面说到人的本原。近代哲学家冯友兰有一个四境说,他提出人的境界一共要分四层次,而在佛家的《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提了四种真实,所以把这些古代的大经典奥义统一加工整理出来,人就可分为四个层次。哪四个层次呢?第一常人,第二伟人,第三圣人,第四大我。大我是圣人之极。人类社会历史至始至终都存在这四种境界(层次)。常人,占人类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伟人占人类百分之一都不到,圣人是亿万分之一都不到,而圣人之极——大我,这是旷古难遇的。按文化智慧来理解,从宇宙终极本体的哲学境界讲,人类虽然分成四层,但仍然都是人,这四种都是人真正可以去做的,只是要达到完善这是非常困难的。人类历史不外乎就是个人不断追求完美的历史。从人性的点滴看,比如孟子就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就说人从动物界里出来,人性是从兽性里面慢慢增加出来的。在过去的生命演化史里,人性就是兽性,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兽性减少而人性增加的历史,人性增加也就是人的完美点点滴滴积累的历史,所以人类的希望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的文明越来越高越来越美,原因也在这里。人类的战争越来越少,死刑在世界上也慢慢开始废除,法律也在朝文明方向走,战争也越来越趋于理性,人类各种各样的教化以及觉悟程度也越来越提高,这本身就是兽性点点滴滴减少,人性点点滴滴增加,这就是从常人到伟人再到圣人最后到大我这样一个人性不断完美的历史。因此,圣人之志,就是追求从常人到伟人到圣人到大我这样一个文明进程。说到底就是这个理念,我们学《大学》第一步就是要明白这个理念,所以首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我们现在有一个弊端,做事的学问非常高明,甚至一度出现做官的学问比做事的学问还要高明,但做人的学问却越来越少。有一个讽刺语,说很多做官的人做不来事,做得来事你就做不了官,这是个讽刺。很多人做事做得很好但就是做不来人,因为做人的道理和做人的学问没有了。但在古人那里,在《大学》的本意里,它的目的和根本就是叫你先做人,后做事,再做官。你要做好官一定要懂得做事的道理,要懂得做事的道理你一定要把做人的道理弄明白。做人——做事——做官,这个逻辑不能颠倒。天下治乱就是因这逻辑是否颠倒而造成的。如果人人都懂得先做人后做事再做官,那天下的毛病就大大减少了,而且不会走很多弯路。所以《大学》之道是治世之道,文明之道,幸福之道。

4.天下之怀

讲天下之怀,先介绍几个典范。最有名的、古今很多人都认可的一个榜样是范仲淹。范仲淹为什么会成为标杆?就因为他那篇《岳阳楼记》中有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成了千古的标杆,也成了儒家政治、儒家文化、儒家人生最高理念的简单表达。这个表达就叫天下之怀。所以不要小看范仲淹这篇文章,它从哲学角度讲了客观世界的变化,也讲了主观世界的变化,主客观各种不同的变化所感受的世界永远是不相同的,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观,这是他要表达的一个潜藏主题,很多人在解《岳阳楼记》时,没有解出这一份密码。

有人说那你这样解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有根据。这一份密码的根据在哪里?就在他最后一段文章的评论中。范仲淹认为,主观上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客观世界没有统一的真理标准,我们人类自己要去为它形成一种标准。后来的张载写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就是受了范仲淹的影响。因为当时范仲淹在北方抵御辽夏的征战中,张载曾于十九岁时怀报国之心在范仲淹那里去请教,范仲淹就跟他讲过:“你儒生有自己的本分事,何必只谈兵?”所以范仲淹对张载的影响是很大的。范仲淹的这份境界和张载的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在哪里?张载说要为天地立心,范仲淹认为要为人间立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就是儒家的“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他认为人类和人生的价值观既然没有固定,我们就可以去给它一个固定;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没有统一的追求标准,我们可以去追求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儒家的理念,就是天下之怀。所以范仲淹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提出:“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予就是我,我经常探求古代仁人志士的圣贤胸怀,他们的心究竟是个什么心?眼前的自然界变了,吹起风下起雨了,你自己落魄了,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好;若生意做发了,官也当上了,你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他认为古代的圣贤和仁人志士不会这样来看世界,因为这样看世界是要变化的。他认为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应该以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产生喜怒哀乐,也不应该以自己的利害得失、进退荣辱而产生悲欢离合。这篇文章的文眼就在这里。那该怎么办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如果你在兼济天下的时候,居庙堂之高了,就应该胸怀黎民百姓,为天下苍生而奉献自己的力量,不应该去想自己的官什么时候才当得了,什么时候又会下去。范仲淹文武全才,但他根本就不以自身进退为转移。这篇文章就是他在“庆历新政”中写的,这不是在当官得意时,而是在下台时写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已经谪守巴陵郡了,谪就是贬官。滕子京是他很好的朋友,苏舜钦也是他很好的朋友,他们都被贬官了。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范也贬下来了。但滕子京从朝廷贬到地方后他就为地方着想,重修了岳阳楼,请范写一篇序,范就写出了这篇文章。范仲淹认为不论官当好久,或当不当官,当什么样的官,都可以不管,只要居庙堂之高我就忧其民,就要为民间老百姓着想。但反过来处江湖之远呢,江湖之远就是指在野,在民间,把我贬官当老百姓了,当布衣了,处江湖之远了,那我仍可心安,仍要为国家着想,为整个天下忧虑,见到有好的主张我一定要上报朝廷,见到有不利国家政治的弊端,我一定要上书要求纠正,所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君就是国家元首,领袖,君主,皇帝。那么再进一步反问,你当官又在忧老百姓,当老百姓你又在忧皇帝,这辈子不永远都是忧吗?难道你一点快乐都没有吗?他自己提出这个反问,自己来回答:“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我什么时候才快乐呢?这时千古绝唱就出来了:“其必曰……”很多人对“其必曰”三个字不注重,为什么不写“或可曰”,他要写“其必曰”呢?“或可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等到天下人都快乐了我才快乐,等到天下人都不忧虑了,我才放掉忧虑?他不是这样来行文的,他是“其必曰”,就是必须这样,必然这样。文章说,我有快乐,但我的快乐一定要天下人都已经幸福快乐了,我最后才有这份快乐。当天下人都还没有忧虑的时候,我一定要首先代替天下人忧虑。这从哲学上讲是个什么道理呢?这说明了《大学》的本意,就是圣人之志。圣人是察百姓之未察,圣人畏因,百姓畏果,圣人是要把天下人没看到的灾难事前就要看到,所以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天下都太平了,老百姓都过上好生活了,大家都快乐的时候,最后他才与民同乐,这就叫“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境界就是天下之怀。学《大学》的天下之怀,就以范仲淹为例。

当然与他同时,到后来又沿承他遗志,而且为天下苍生先忧后乐的还有一人,王安石。王安石是一个著名的改革家,在国际上都很有名。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大改革,出名的就首推王安石。当然还有商鞅,还有另外一些著名的改革家。我们知道王安石所在的时代是一个以文立国,而武功废弛的文强武弱的时代。两宋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北有西夏、契丹以及西北的很多少数民族。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重文轻武,造成边关废弛,西夏就越来越强大,而北宋内部由于管制松弛,豪强和一些地主以及地方官之间长期的居安不思危,两极分化严重,所以税收越来越少,武力越来越松,外患又越来越多。这时已到宋神宗了,所以要想改革,要想抵抗外辱,一财政拿不出钱,二部队拿不出力量,三天下老百姓拿不出真正的同仇敌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再继续拖下去就很麻烦了,所以必须改革,这个改革之声就成了当时北宋一个主要的呼声。宋神宗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他任用了王安石,进行了熙宁变法。而熙宁变法遭到的抵制是非常顽固、非常强大的。王安石两次罢相,原因都是因为中上阶层的阻隔非常厉害。但王安石因为有范仲淹这一份先忧后乐的胸怀,所以他不急不退不怕,在当时称为“拗相公”。因为这里面扯皮的官僚和文人太多了,比如苏东坡跟他扯过皮,司马光跟他扯过皮,甚至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张载都还是跟他扯了点皮。总之一句话,你要先忧后乐,一遇到好事和有利的建设,要积极地建设,抓住机会要做。比如像我们这三十年的改革,邓小平抓住机会很快地干,一定要趁这个世界还没乱,国际关系还不紧张的时候,抓紧时间把中国搞起来。但是经济改革三十多年,单方突进,必然带来不平衡,弊端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结构矛盾、关系危机出来了,就一定还得改革下去,一定要把路走平正,这些都属于国家兴亡,为百姓着想的大事。在北宋当时,王安石也就处于这种情况,所以王安石坚决要改革,哪怕我丢官,哪怕我罢相,哪怕别人骂我拗相公,哪怕骂我不懂事,我还是要改革。当然王安石的结局是很不好的,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他这份先忧后乐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5.万物之学

万物之学最好的代表就是易学。易学分三易,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而最完备的学问就是周易。周易分两部分,一是易经,二是易传。易传是孔子著十翼,专门解释《易经》六十四卦。周易是一份经传体系的学问,它把森罗万象,天地万物,时空变迁以及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各种因果关系,都通过六十四卦的层层交错、层层互动、层层变迁,来把里面的原理、规律、法则都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中国最大的学问体系就是易学。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因为他对易学进行了最彻底最系统的学习和整理。我们后世不能继承孔子的境界、品德、智慧,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后世的人对易学研究的太少、太片面。我们后世有几个像孔子一样,能够对周易做出适宜的解释?没有一个。所以对孔子评成圣人,历代文人都有很多不服气,但到最后都不得不服气,根源在哪里?不仅仅是个道德和教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孔子乃万物之学的整理者,你哪个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后来研究易学的多得很啊,我们研究出有哪一个比得过孔子对易学研究所提出的那些道理?《十翼·系辞传》第五章一段话还不到一百字,就把宇宙全部变化的根源和道理都解释出来了,在孔子之前没有谁解释《易经》,在孔子之后解释的人非常多,但没有谁有这么简约。所以我们后世很多儒生打着孔子的招牌,仗着儒学的这一份名望,自称儒生,自称文人,结果他根本就失掉了孔子的真精神,原因是不具备孔子的真智慧。那么这个真智慧是什么?就是易学的智慧。易学是什么?是万物之学,就是它通万事万物的这份因果规律。简单说,就是格物,已经格了整个物质世界,把整个物质世界的解剖、量度以及今后要变化的这份体会说了出来。所以孔子称为圣人,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名词而已。我们历代学孔子都学得不好,今后的人只要认识到孔子的伟大,我们就可以学到孔子的真智慧,真精神。

6.百世之鉴

百世这里代表全部历史,世世代代,简单说就是六经里面的《春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是六经之一,解释《春秋》有左丘明的《左传》,左是春秋末战国初的人;另外有《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记实事的史笔,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把它概括表达出来。《公羊传》和《谷梁传》就不同了,主要是解释《春秋》的褒贬取舍和微言大义,就是不主讲事实,而是根据事实来发挥里面的义理、境界和价值观。《古文观止》选了两篇《郑伯克段于鄢》,一篇出自《左传》,一篇出自《谷梁传》。《左传》的一篇介绍作为国君怎么打败他的兄弟,夺取那一块领地;而《谷梁传》里谈的就是郑伯用计让兄弟叔段共犯错误,以便加速灭亡,体现的是用心险恶。一句话,就是讲历史政治中的道德精神,《左传》讲历史事实,《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历史中的道德是非。因此,百世之鉴什么意思?百世是历史,我们写历史,看历史,历史事实一桩桩的摆下,像现在写国志,各地方写地方志,你在写的时候,不外乎就是《左传》的写法,而能达到《左传》写法已经很不错了。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写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就是《左传》的写法,不管你是皇帝老儿还是百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秉笔直书,就直接给你写出来。现在写史的人能达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常高的境界了,但如果还能写出《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观点,通过历史来分析里面的道德标准,道德是非,有哪些事情是值得歌颂的,哪些事情是值得批评的,哪些是值得继续发扬的,哪些是值得今后纠正的,这就是《公羊传》和《谷梁传》里要说的,也是《大学》要告诉人们的,那就是希望人们不仅要真真实实的把握历史,还要把握历史当中的是与非,善与恶,得与失,以使人类文明在以后不走弯路,多一份借鉴。过去的借鉴,现在的借鉴,未来的更要借鉴。所以《大学》本意就是要把这个纲立出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个纲,这个纲立出来以后,可以做百世之鉴,用这一个纲来检查前面的历史,哪些是做对了要弘扬,没做对要给他指出来,未来我们该怎么做,应该做对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政治历史中著名的“内圣外王之道”与“王霸之别”。内圣,就是“格致诚正”这前四目的完成;外王,就是“修齐治平”后四目的达到。内无圣心则外必无王道,从而推到极处,就成了“内魔外霸”。所谓“王霸之别”即指此。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历史就是一部王道与霸道互争、互用、互变的历史。王道者,善政,正道之谓也;霸道者,恶政,邪道之谓也。王霸的本质,就是心意是否正诚的问题,而人间政治的兴衰治乱,最终都根源于人心的正邪善恶。因此,大学之道即百世鉴别之道,此其《大学》本意,而《大学》纲领的珍贵性、价值性就在这里。

7.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就是孔子之道,就是孔子精神,也是儒家的路线。孟子说:“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很多人对这“而已矣”三个字不重视,只看到忠恕之道,把而已矣三个字忘了,他们都以为是语助词,非也,而已矣饱含深意。我们先解忠恕之道,再解而已矣。忠,“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就是充分地发现自己,发挥自己,挖掘自己,实现自己,一心一意,竭尽全力。具体的方法,就是首先通过心来充分地发展自己,发挥自己;心能支配你的脑,支配你的手脚,支配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四肢百骸,五腑六脏,所以用心来尽己。忠字下面有个心字,专心专意地通过心来发挥自己的全部功能,这就是忠。这是孟子的解释。把自己发现了,又把自己发挥了,觉得没有问题,没有过错,然后就要把这份功能,这份光和热,发挥到人群中去,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从家庭到社会,一直到国家,进而向天下推广自己,所以推己之谓恕。恕者,把自己喜欢的推给别人。把自己不喜欢的拿去理解、或者宽恕别人,就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道,也称为推己。现在一百多个国家地区成立的联合国,它的大厅里树了很多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伟人,但同时也用了中国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想见孔子这份忠恕之道之广大,之永恒!人类要和平,世界要协调,遵循的宗旨就是忠恕之道。用这个标准,各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仇恨,各种矛盾关系,都可以照这个标准来宣传,来教育,甚至来倡导。当然现在这联合国说话苍白无力,自从打伊拉克以来,联合国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受人敬仰了,而奥委会的威信好像还胜过联合国。联合国很多决议各国可以考虑不执行,但是现在的奥委会定出一个奥运精神、奥运规则,你哪个国家的首领、政党以及运动员不去执行?都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一点动摇都没有。奥运会甚至还提出在奥运期间这个世界上最好不打仗,要打仗都是人类的一份羞耻,奥运精神提了这个。当然现在叙利亚都还天天在死人,这是一个偶然的例子。总的说来,奥委会的权威现在好像是要比联合国的大一点。联合国的权威在下降,跟这世界的动乱和这世界道德水平的忽视或轻视有很大关系。但是,毕竟这么乱的世界成立了联合国,我们大家都希望联合国的权威提高,都希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能够表达为整个东方文明甚至西方文明共同的理念。

8.诚意之功

诚意之功是大学六义要下的最根本的功夫。要实现大学这六义,前面的五义就全靠最后这个诚意之功。前面讲了这么多,圣人之志,天下之怀,万物之学,百世之鉴,忠恕之道,你怎么做?你通过什么来实现?通过诚意之功来做。可以着手,有地方落脚,都落到你的起心动念上。为学要旨图的核心四个字,第一修己,第二安人。修己通过什么来修?通过两个关键来修,第一是去私欲,第二是致良知。先把去私欲这个私字做个解释。很多古今的学人,包括当代绝大多数人,都对这个私字有很大的误解。误在哪里?认为这个私你能够去掉吗?特别是西方文明,经济商贸之学,它就认为你把这个私字去掉了,人还有没有动力?个人还活不活?古今的学人,当代绝大多数工业文明的生命都是这样看,这个私是天地万物、古往今来一切生命存活的根据,离开这个私一切都不成,唯有靠这个私支撑了人生的全部过程,支撑了人间活动,不能去掉这个私字。而中国的理学大师,特别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大师,再往前推推到圣人孔子身上,恰恰认为:天地万物最后的悲剧,最后的祸根,最后的误区,都在这个私字上。这就造成了圣人与常人的对立:圣人说就要去掉这个私字,常人说就要保护这个私字。那么这私字究竟该怎么对待呢?

什么叫私?有人说,私就是我的个人利益,就是保护我个人利益的这一份认识,这就叫私。实际上,私做这样的解释是大大的错了。错就错在这里:圣人要你去掉的私不是要你去掉个人利益,圣人要你去掉的私不是叫你去掉对自我的肯定。那么这个去私欲是去什么呢?用佛家的观点讲就是去掉我执。什么叫我执?就是对我这一份无明的执着,对我的存在过度的保护。过度,请大家记住过度二字,私者,过度之谓也。《中庸》的灵魂是什么?四个字——恰到好处。凡是没有恰到好处的,就叫过度。过度用在自己身上就叫私。去私是要去掉在自己认识上的过度,保护上的过度,利益上的过度。过了度的就称为私,过度的利益,过度的利益保护,过度的利益认识,三个过度,就称为私。这三个方面的不过度,就不是私,就不该去。所以圣境的去私欲不是叫你去掉个人利益,不是叫你去掉个人保护,也不是叫你去掉对自己的肯定和自我认识,这是千古之误啊!说不要有私心,在日常生活中去体会,就是指他在跟我的交往中他过分的保护了自己,过分的认定了自己而损伤了我这一份存在,这时你才会称他自私。如果他不过度,他还是在那里吃饭,在那里赚钱,在那里说自己的见解,你又怎么会认为他自私呢?所以很多人对私字的误解,造成了千古悲剧,也造成了人间祸根。真正我们去私是去掉过度的,不明智的,不智慧的,不恰到好处的这一份作用力。所以我们去私欲,要先把去私欲这三个字理解到位。希望今天的这一份解释,能作为大家经常性的借鉴和参考。有个大修者韩文畦老人说过:“这个地球可以毁,宇宙飞船可以上天,一切山河大地都可以改变,但这个私心却很难把它去掉。”你们想一下古往今来是不是这样?谁能去得掉这份私心?但为什么去不掉?就因为把这个“私”理解错了。你把私心理解错了,当然就去不掉。我在天地间活得好好的,别人又不是我,我又不是别人,我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存在,我对个人的认识,这是真理,你叫我去掉,怎么行呢?当然就去不掉。去不掉,于是圣贤说得再好,但我觉得做起来很困难,或是经过无数次的思考,认为私心虽是人间的祸根,但要我去掉我是去不掉的。所以历朝历代无数的读书人包括帝王将相在内,你喊他去掉私心都是不可能的。根源就在对私的认识不科学,不智慧,没看到私的本质在哪里。去私欲是去掉什么?去掉执着,就是佛家说的去我执。我执什么?就是《中庸》说的过度,恰到好处的当然应该保护,你把恰到好处的东西保护下来,这哪里叫私欲呢?怎么应该去掉呢?所以,真正的私欲一去,良知自然就出来了。

结语:儒者人之需

“儒者,人之需也。”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所以常盛不衰、源远流长,独传人类文明上古血脉的根本原因。儒学既为人之需,则必为人生之需,人间之需,人类之需,而非一时一地、一群一世之需也。但自伏羲画八卦以降,经母系社会晚期到父系社会乃至夏、商、周的上古两千多年演进,以及中古、近古以至现当代又两千多年的演进,儒之学经历了古儒——孔儒——汉儒——宋儒——今儒共五个最基本的形态或阶段。这五个形态阶段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各自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特征和社会规律。其中,它们共同体现出一个程度不同的局限性就是:“儒学者或学儒者非是人群之全而是人群之偏。”即儒学至今还未成为全体大众之学。这既是中国社会之悲,又是儒学历史之悲。若从普世程度观,可以说古儒乃帝王之学,孔儒乃圣贤之学,汉儒乃官制之学,宋儒乃君子之学,今儒乃文人之学。而今世确已演进为劳工独立之世,信息化、全球化已成掀天大浪。因此,儒学必当扬其自身“入世”之长而更以世俗教化之,此即为儒学再次振兴并“化成天下”之契机所在。勉乎哉——大学之子——亦所志于学之大者!

大学,大学,大道之学而所学之大可与道通也。古往今来,非“智、仁、勇”之士,亦不能成此之学。既然大学通道,而道又在日常生活中,又岂有帝王、圣贤、君子、文人、劳工阶层之分?因此,人人可学,人人该学,学为世用,学为己用,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其是焉!

于是,我们求学之人,只要学到了天下的学问,天下人是否认识我,是否使用我,这都是客观机会的问题,这都是客观运势与条件的问题,我们可以付诸天命而不求。孟子就说过,“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我们真正学大学的人,学到这份胸怀和修养,人生就可以无憾了。

(全文完)



退躬(涂继成)先生小传

涂继成:号退躬,生于1953年9月9日。少读古藉,师承唯识一脉。随韩文畦修学世间行。平生依实业文化立身,文思广涉儒释道科哲五学。曾于1997年率先在国内发行国学挂历达19年,近三十年在川内外公益教学中华传统学术课题。文稿近六百万字。

曾与许广清先生共同主编《韩文畦文化思想存稿》,自己的文化观点有“正慧”、“共生慧”等。多年来在川内外公益开讲国学学术讲座,深获听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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